在友人H的三十大寿派对上，友人W回忆起我的一段往事。2010年暑假，我们去看电影，也是我和W第一次见面。W带了一包“呀土豆”薯条饼干，问我要不要吃。W说：“那包呀土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”我面红耳赤，发出尖叫。

我大概从小就有点怪。既不像爸爸，也不像妈妈，该不会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？我喜欢梵高，他又笨又倔，有一种很没办法的诚实。为了信仰，梵高与矿工一起在黑暗里劳作，跟他们睡在一处。他画作中强烈的扭曲的线条，喷薄而出的生命力，是打哪儿来的呢？

人们说，日光之下无新事。人们还说，AI造不出新东西。 我说，AI 其实跟人很像。人经历过什么，就会在身上留下痕迹——比方说，让人用惊诧的目光打量过，我学会了在心爱的菜只剩最后一口的时候对别人说：“你吃，你吃”。你喂给AI什么，它在体内混合、搅拌，它的产出就会发生改变。

所以，我想通过AI，去寻找艺术家（我觉得他们是世上最古怪的一群人）的来处。

具体来说，是将两个艺术家的画作等比混在一起，作为原材料训练一个AI，看这个AI生成的画作是谁的风格，这样便可以说，科学证明，某某艺术家跟谁有血缘关系。我选定的主题是女性肖像，因为我想知道，在旧的世界之上，是否会升起新的女性形象。我想创造怪女孩。

你看，为了解释这个怪念头，我花了好几个自然段。而为了实现它，我花了一个月勤苦地劳作，请给我一点耐心，继续往下读吧。

我混合出来的怪女孩们

造新的人，再影响别人

我选了十个中国画家，从古代善画仕女画的张萱、周昉、唐寅，到现代的徐悲鸿、林风眠，还有一个中国女画家，叫潘玉良。再选了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西欧艺术圈约三十位很有影响力的画家，像是莫奈、梵高、毕加索都在其列。

贡布里希在《艺术的故事》里这样描述十九世纪：“艺术还是第一次真正成为表现个性的完美手段——假设艺术家有个性可表现的话……我们把19世纪的艺术史看作少数孤独者的历史，他们有胆魄、有决心独立思考，无畏地、批判地检验程式，从而给他们的艺术开辟了新的前景。 ”

我把这些画家的画都看了一遍，很有些出乎我意料。我以为在男画家的笔下，女性要么圣洁，要么妩媚。的确，有些场景是很温馨的，雷诺阿笔下的女人总微微笑着，脸颊饱满，笔触柔和、甜美，“充满生活的乐趣”。

但不只是这样，女人不只是和美的风景——梵高画的女人总带着愁苦的面貌，是农民，在田地里劳作，在餐桌前祈祷。德加笔下的芭蕾舞女演员大多出身社会底层，他画她们把疲惫的身子卸在长凳上，叉开腿弯下腰去摸脚踝，毫不优雅的模样。亨利·德·图卢兹-劳特累克有一阵同妓女朋友们一起生活，他画下她们做妇科检查的场景。

德加《等待》

在这三十位西欧画家中，我又选了风格相差比较大的十位画家，再把中西方画家两两混合“培育”，得到100个AI，200张新的女性肖像。我拿这些新肖像去问AI，这是哪个画家的风格？此中又浮现出51个新名字，其中有11位东方画家（5位日本画家，6位中国画家），40位西方画家（4位苏俄画家）。

将每位画家对应的肖像画投射到坐标系中，是下面这样。

可以看到，东方画家聚集在一处，西方画家另聚一处。在这两簇中间的，是丁衍庸，从他的称号可见一斑，他既被称为“现代八大山人”，又被叫做“东方马蒂斯”，可见东西兼修的程度。

郎世宁是意大利传教士，进入清朝皇宫任宫廷画家。他在东方画家圈子里头，倒也可以理解。

但有一个古怪的名字闯进了东方画家圈。乔治·格罗兹是谁？1893生于德国，1933年移居美国，他以描绘20世纪20年代柏林生活的漫画绘画而闻名。据公开资料，他应该没来过中国。在我的实验中，他是美国画家爱德华·霍普（以描绘寂寥的美国当代生活风景闻名）和明代画家仇英“生下的孩子”。

他有点儿像是一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，一打眼看，他既不类父，也不肖母。

蛮有趣的是，1929年鲁迅翻译了一本童话集，收录了格罗兹的六幅画作。他在中国变得广为人知，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漫画家。

乔治·格罗兹作品，敏感部位马赛克处理

艺术的网，托出新的父母

现在我们把实验中有“血缘关系”的艺术家都连起来。

清末民初的中国画家，大多有留洋经历。在他们身上，“中西混合”的过程，是肉身体验。1918年，林风眠去巴黎学画，徐悲鸿1919年赴法留学，1921年潘玉良也去了法国，同一年，丁衍庸就读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。

我们可以仔细看看潘玉良，会发现，连线两端还真有些渊源！受印象派影响，画家郁风评价“她的画很像雷诺阿，属印象外光派”，她又很受长于写实的徐悲鸿赏识，徐曾说：“中国画家真正画油画的，只有两个半人，我自己一个，潘玉良半个。另外一个忘了。”她还吸收了野兽派技法，马蒂斯就被称为“野兽派之父”。

她是个孤儿，这些人都是她艺术上的父母。

出身低微，近乎文盲，潘玉良先后改过三次姓。嫁给潘赞化作妾后随夫改姓了潘，自此开始学画。学画之初，她对着镜子，把自己当作模特练习。进入上海美专后，她首次公开展出的画作，是一幅以自己为模特的女性裸体画。而那时上海美专因启用人体模特都引发了非议。

1928年回国后，潘玉良是当时中国美术院校罕见的女教授。1937年再次赴法，住在极旧极旧的楼里，没有自来水，每天都要下楼打水。直到1977年去世，再没回国。

这位“在世上除了‘我’一无所有的女子”，一生画了十余幅自画像，每个时期都留下不同的自画像代表作。

她眼睛细长，厚嘴唇、方下巴，若按大众审美，实在不算好看。早前的自画像中，她把自己修饰得颇妩媚。到了后期，她的自画像直面衰老，弯两把极细的镰刀眉，眉心两道深深的皱纹，一副讥诮、审视的表情，像是从他人的目光中挣脱出来，看了回去。

在这些画家中，我还很喜欢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·卡洛。她也喜欢画自画像。在这些自画像里，她有一道浓重的“一字眉”，她可以变成鹿，可以跟黑猫和猴子共处，无论身处公交车、荒野还是流血的手术台，她总是直视画布之外，带着坦荡的表情。在我的实验中，她也有自己的亲人：法国画家亨利·卢梭，一个税务员，自学成才的画家，在巴黎的植物园想象狮子和丛林。确实，根据资料，卢梭是卡洛的偶像(admiration)。但她无可辩驳的是她自己——无论跟谁混合，她脸上那道一字眉始终鲜明——6岁感染小儿麻痹，后来遭遇车祸、流产，她用自画像描绘她身为女性的种种痛苦，和解放。

细数起来，我总是说“也可以理解”，这像我妈，一急嗓门就变很大，这传自我爸。很早就离开家去学校里生活，去北京，去法国，在异乡陌生的空气里感觉自己可以变成任何样子，在那儿被朋友们托举着勉力生活，她们也变成我的一部分。我把开头薯条一去不回的故事转述给一位朋友听，她在电话那头大笑说：“这确实是你会干的事！”其实从她身上，我学会了怎么关照她人。